李硕勋后代（李硕勋的后代是谁）

今天给各位分享李硕勋后代的李硕知识，其中也会对李硕勋的勋后后代是谁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代李的后代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硕勋现在开始吧！李硕

宗筱薇生平

抗日战争中，勋后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李的后代牺牲。国共两党中，硕勋均有女军人为抗战献出了宝贵的李硕生命，其中最高职务的勋后，当属赵一曼。代李的后代牺牲时，硕勋她的李硕职务是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团政委。

一个南方的勋后年轻女子，长年累月在东北的代李的后代密林或冰天雪地里抗击日寇，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正因为有这样的英雄之花盛开，我们的国家才最终获得了自由独立与民族解放。

赵一曼生于1905年， 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四川宜宾县白花镇(今四川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 人。

宜宾是著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举世闻名的五粮液酒之乡。从长江源头到宜宾共有3464公里，这一段的长江两岸，没有一座较大的城市，直到流经宜宾，所以宜宾有“万里长江第一城”之誉。宜宾还出过一位我党早期的著名领导人，他就是另一位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的妹夫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后来地位很高，是正国级领导人。

赵一曼出生于地主家庭，家境优渥。早在1923年，她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3月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冬，在宜宾女子中学（今宜宾第二中学）就读的赵一曼，考进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这批183人的女学员中，除了赵一曼，还有后来嫁给了开国元帅的黄杰（徐向前夫人）、张瑞华（聂荣臻夫人）、曾宪植（叶剑英前夫人）、危拱之（也是叶剑英前夫人），以及后来嫁给了王明的孟庆树。

曾担任平江工农革命军司令员的胡筠，以及后来被国民党政府授予少将军衔的胡兰畦与谢冰莹，也都是这批女学员中的佼佼者。

1927年9月，赵一曼受党组织委派，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赵一曼与同学陈达邦（黄埔6期生）相恋并结婚。

天资聪慧的陈达邦，是个妥妥的学霸，精通俄语、法语、英语等。陈达邦是湖南长沙人，比赵一曼大5岁。他的亲妹妹，就是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

婚后不久，赵一曼就怀孕了，后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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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冬，赵一曼回国，先后在湖北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秘密工作。陈达邦则继续留在莫斯科，后又被派往法国，直至1942年才回到国内。天各一方，夫妻俩再无见面。

1930年，赵一曼在上海，将2岁的孩子宁儿寄养在陈达邦的哥哥陈岳云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奉党组织之命赴东北从事抗日活动，先是在哈尔滨满洲总工会做组织工作，后又担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1934年春，赵一曼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后任珠河区委书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斗争。

大好河山，岂容日寇践踏？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1935年秋天，赵一曼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团政委。第3军的军长，正是大名鼎鼎的赵尚志（黄埔4期生）。

赵一曼上过黄埔军校，很会指挥打仗，赢得了“红枪白马女政委”的美誉。“哈东二赵”（赵尚志和赵一曼），成为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

很多人对抗联当年的格局不是太了解，当时我党领导的抗联最大的三股力量是北满的赵尚志部，南满的杨靖宇部，吉东的周保中部。赵一曼属于赵尚志部的，很多人以为她和赵尚志是兄妹，其实不是——赵尚志是辽宁朝阳人，赵一曼是四川宜宾人。

北满的抗日斗争很艰难，日军力量很强大。为了保留抗日的火种，第3军主力被迫转移。赵一曼率领2团留守在珠河根据地，继续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的兵力。

1935年冬天，格外冷。赵一曼率部在滨绥铁路北边的一个山沟里作战时被敌人包围，经过一整天血战，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队伍被打散了，身负重伤的赵一曼不幸落入敌手。

日本宪兵对赵一曼用尽了各种酷刑：钉竹签是钉满十指，拔出来后，用更粗更长的签子继续钉，最后改用烧红的铁签扎， 烙铁烙烫，剥肋骨。最后还动用了电刑刑具……

手段太残，惨绝人寰。

赵一曼坚强不屈，绝不吐露抗联的任何情况，视死如归。她怒斥：“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座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1936年8月2日，在黑龙江省珠河县(现尚志市，归哈尔滨市所辖)，赵一曼被气急败坏的日寇杀害，年仅31岁。

由于赵一曼是化名，她牺牲后18年来无人知道其真实姓名。直到1954年，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经过不懈的努力，才确认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妹妹李坤泰。

赵一曼的儿子宁儿，此时已经叫陈掖贤了。

陈掖贤第一次见到母亲赵一曼写给他的遗书，是在1954年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1936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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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掖贤他看完大哭一场，手抄了一份留作纪念。回到家后，他用钢针蘸着蓝墨水在自己手臂上刺下三个字‘赵一曼’，也刻在了心里。

陈掖贤的父亲陈达邦曾脱党，建国后重新入党，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这时，陈邦达早已再婚，又有了几个孩子，也无力再管儿子陈掖贤了。

陈掖贤从小在伯父陈岳云家长大，缺少父爱与母爱，造成了其相对孤僻的性格。

陈掖贤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时，周恩来总理对他很关心，经常去看他。按照陈掖贤的专业完全可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外交家，但陈掖贤觉得那时祖国更需要的是工业建设，于是他就去北京工业学校（后改成北京机电研究院）工作，当了一名教师。

后来，党和政府要给陈掖贤发赵一曼的烈士抚恤金。陈掖贤说：我不要，妈妈的鲜血钱，我是用它来吃还是来穿？

就这样，陈掖贤连烈属证也没有办，任何待遇都没要。

陈掖贤是个生活自理能力较弱的人，不爱讲卫生，不修边幅，花钱无规划，大手大脚，导致他尽管工资不低，却往往不够花，生活很窘迫。曾与妻子离婚，后又复婚，家庭生活也不幸福。

后来，陈掖贤被诊断出重度精神疾病，即抑郁症。1982年8月15日，陈掖贤在家自缢身亡，没有给两个女儿留下任何家产，只有这几句话：“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上添任何麻烦。以后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给国家添麻烦。记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则，就是对不起你奶奶。”

读之令人垂泪、断肠！

延安保育院的历史原型是什么？

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

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与日寇浴血奋战。无数抗日志士奔赴前线，英勇捐躯；大量党的领导和骨干因为要领导边区建设、指挥军队作战而无暇顾及子女的抚养与教育。这些孩子是革命的后代、祖国的蓓蕾、民族的未来，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培养民族未来的主人，于1938年7月，由进步人士、社会团体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宋庆龄、何香凝、邓颖超等13人为名誉理事，杨芝芳兼任院长，负责接收培养边区干部（如毛主席的孩子李讷、李硕勋的孩子李鹏、刘伯承的孩子刘太行等）、军人的子女和革命烈士遗孤。众多革命后代在保育院学习生活，继承了革命精神，见证了那段特殊的历史。

陶行知的经典教育故事

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陶行知的经典教育故事，供大家分享。

陶行知的经典教育故事一         烧扑克牌

陶行知教育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希望自己的学生除了在学业上不断进步，还要多学本领，追求真理，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

在育才学校，学生们每天上午上文化课：语文、外语、数学、哲学。下午上专业课：文学、音乐、戏剧等，还要进行劳动、军事训练和社会调查，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一段时间，有的学生厌烦了这样紧张的生活，在自习时间偷偷地打扑克。老师发现了，上前劝阻，他们还说这是‚有劳有逸‛。一天晚上，陶行知走过男生宿舍，顺便进去看看，正赶上有七八个男生在打扑克，玩得很带劲。陶行知没作声，站在旁边看着。一个同学突然发现了陶校长，急忙推旁边的同学，几个人慌忙放下扑克，羞愧地站起来，低着头等着挨批评。陶校长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陶校长在全校会上讲述了抗日战争形势后问：‚抗日需要人才，将来建国需要人才，你们难道可以浪费自己的时间吗?你们有多少本领要学啊!我要你们自觉地把扑克牌交出来，像烧鸦片烟一样地把它烧掉!要知道，时光是最可宝贵的。‛孩子们低着头，把一副副扑克牌放在台上，堆成一垛。陶校长用火柴点燃了牌，又温和地对孩子们说：‚有人说‘有劳有逸’，‘逸’就只能玩扑克?你们可以练琴、写诗、作画，也可以打球、下棋……只有多学一点本领，将来才能建设国家。时光可贵，一去不回啊!‛从此，学生们都珍惜时间，勤奋学习了。

陶行知的经典教育故事二

陶行知先生的四块糖果

陶行知先生当校长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位男生用砖头砸同学，便将其制止并叫他到校长办公室去。当陶校长回到办公室时，男孩已经等在那里了。

陶行知掏出一颗糖给这位同学：“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先到办公室。”接着他又掏出一颗糖，说：“这也是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尊重我。”

男孩将信将疑地接过第二颗糖，陶先生又说道：“据我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很有正义感，我再奖励你一颗糖。”

这时，男孩感动得哭了，说：“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陶先生于是又掏出一颗糖：“你已认错了，我再奖励你一块。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陶行知的经典教育故事三

培育革命的后代

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招收了许多失去父母的孤儿，他以慈母般的胸怀，热情的关心爱护着孩子们。与此同时，对于革命的后代，他也是义不容辞地收留下来，加以保护并给以精心的培育。有一位越南革命者的女儿，名叫慕罗，圆圆的脸盘，一双机灵的眼睛，一副天生清亮的嗓子。陶先生把她分到

音乐组，对她说：‚你就学音乐吧!‛慕罗在音乐组接受革命思想和专业知识的教育，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当她的祖国吹响了解放斗争的号角时，她对陶校长说：‚祖国需要我回去战斗!‛陶先生说：‚你回去吧，用你的声音，为祖国的解放歌唱。你到育才学校，为的就是这一天!‛朝鲜革命者的几个孩子，因父母抗击日本侵略者，战斗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也被长辈送到了育才学校。陶校长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学社会科学吧，这是你们祖国最需要的。‛1943年，失踪的著名新闻记者萨空了，突然在北碚出现，他被剃光了头，在犯人的行列里，被人押解着做苦役。原来萨空了先生从广西被秘密押解到重庆集中营来了。陶行知闻讯心急如焚，连忙告诉沈钧儒，通过救国会，向国民政府交涉，这样，起码可以使特务机关不敢轻易动手秘密杀人。救国会的朋友通过多方面的关系，打听到萨先生被关押在五云山顶戒备森严的‚教导团‛里，而且13岁的小女儿苦荼也住在集中营。陶行知先生非常痛心，正在成长的幼苗，怎么可以失去人间最宝贵的自由呢?他托人萨空了捎话：‚把孩子交给我吧!‛经过一番周折，陶先生终于把小苦荼接到了育才学校，见她头上长满了虱子，身上长满了疥疮，不由难过得掉下了眼泪。陶先生急忙叫校医帮她治疗，还为她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从小苦荼的诉说中，陶先生知道她还有个姐姐苦茶也失散了，便设法打听苦茶的下落。不久，萨空了也多方托人终于找回了失散的大女儿苦茶，也把她送进了育才学校。陶先生让苦荼学习她最喜欢的音乐，让姐姐苦茶进社会组学习。还有一个孩子李远芃，是革命烈士李硕勋的儿子，周恩来邓颖超等考虑到既要保护烈士遗孤的安全，又要教育培养他们成人，能承担如此重任的，只有陶先生办的育才学校。所以，毅然决定把12岁的远芃送到育才交给陶行知先生。陶先生找李远芃谈了话，了解一些情况，就启发他专攻社会科学，以继承父亲的遗志。李远芃分到社会组后，很快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和班级的同学谈论形势，发表自己的见解。在育才期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来接李远芃去和母亲赵君陶团聚。赵君陶是当时战时儿童保育院院长，为了抢救成百上千的战灾儿童，工作非常繁忙，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儿子一起。李远芃虽然很想念妈妈，但为了不影响妈妈的工作，他很懂事地安心在育才学校学习，接受教育。直到党做出安排，他才告别陶校长，离开育才到了延安。李远芃就是后来曾担任共和国总淼睦钆簟?/SPAN1984年他曾写下一段怀念恩师陶行知的话：‚陶行知先生是我的老师，虽然我受他直接教诲的时间甚为短暂，但他的为人、思想、作风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之深，确给我当时少年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受益非浅。‛

陶行知的经典教育故事四

一首歪诗的风波

育才学校音乐组的壁报《小喇叭》又一期出刊了。壁报前人头攒动，越涌越多。一定有一两篇有水平的创作发表了，同学们边看报，边议论，外围的人向里挤，里面的人不愿让，有人建议：

陶校长知道了此事，也观看了小诗。次日，陶校长邀请小作者促膝谈心，和作者研究人生与数学的密切关系。从吃饭、穿衣谈到音阶频率的振动，直到国家大事，哪一件都少不了数学，离不开数学。因此，人人要学数学，数学对人们就象人们离不开空气、水分、阳光、营养品一样的重要。小作者听到陶校长的谆谆诱导，连连点头说：

陶校长眯着双眼放心地说了一句：

有一天，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先生。陶先生热情地让她坐下，又倒了一杯茶给她，问道：“怎么不带儿子一起来玩?”

这位夫人有点气乎乎地说：“别提了，一提就叫我生气。今天我把他结结实实打了一顿。

陶先生惊异地问：“这是为什么?你儿子很聪明，蛮可爱的哩!”

朋友的夫人取出一个纸包，里面被拆得乱七八糟的一块手表。这表成色还很新，镀金的表壳打开了，玻璃破碎，连秒针也掉了下来。她生气地说：“陶先生，这表是才买的，竟被我儿子拆成这样，您说可气不可气!他才七八岁，就敢拆表，将来大了恐怕连房子都敢拆呢!所以我打了他一顿。”

陶先生听了笑笑说：“坏了，恐怕中国的爱迪生被你枪毙了!”

夫人有点愕然：“为什么呢?难道我这样做不对吗?”

陶先生摇摇头。

夫人又接着问：“陶先生，您是大教育家，您说对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办呢?” 陶先生把拆坏的表拿过来，对夫人说：“走，我们上你家去，见见这个小„爱迪生‟。”

到了朋友家里，陶先生见到那个孩子正蹲在院子的大树下，聚精会神地看蚂蚁搬家。夫人一见又来了气，正要骂他，陶先生立即劝住了。

陶先生把孩子搀起来，搂在怀里，笑嘻嘻地问：“你为什么要把妈妈的新表拆开来呢?能告诉我吗?”

孩子怯生生地望了妈妈一眼，低声说：“我听见表里的嘀嗒嘀嗒的声音，想拆开看看是什么东西在响。我错了，不该把手表拆坏，惹妈妈生气。”

陶先生说：“想拆开看看是什么东西在响，这没有错。但你要跟大人说一声，不能自作主张。来，你跟我一起到钟表店去好吗?”

孩子又望望妈妈，说：“去店里干什么?”

陶先生说：“去看师傅修表啊，看他怎么拆，又怎么修，怎么装配，你不喜欢吗?”

孩子高兴得跳起来：“我去!我去!”

陶先生拿着那只坏表，带着孩子一起到了一家钟表店。修表师傅看了看坏表，说要一元六角修理费。

陶先生说：“价钱依你，但我带着孩子看你修，让他长长知识。” 师傅同意了。

陶行知和孩子站在旁边，满怀兴趣地看师傅修表。看他怎样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他加油后，把一个个零件装配起来。从头到尾，整整看了一个多小时。全部装好后，师傅上了发条，表重新发出清晰的嘀嗒声。孩子高兴地欢叫起来：“响了，响了，表修好了!”

陶先生临走又花一元钱买了一只旧钟，送给孩子带回去拆装。孩子连声说：“谢谢伯伯!谢谢伯伯!伯伯真好!”

陶先生把孩子送到家后，孩子立即跳呀蹦的跟妈妈说：“妈妈，伯伯买了一只钟，让我学习拆装呢!”

那位朋友的夫人不解地问：“还让他拆啊?”

陶行知笑笑说：“你不是问我对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办吗?我的办法说是，把孩子和表一起送到钟表铺，请钟表师傅修理。这样修表铺成了课堂，修表匠成了先生，令郎成了速成学生，修理费成了学费，你的孩子好奇心就可得到满足，或者他还可以学会修理咧。”

陶先生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孩子拆表是因为好奇心，孩子的好奇心其实就是一种求知欲，原是有出息的表现。你打了他，不是把他的求知欲打掉了吗?与其不分青皂地打一顿，不如引导他去把事情做好，培养他的兴趣。中国对于小孩子一直是不许动手，动手就要打手心，往往因此摧残了儿童的创造力。我们应该学习爱迪生的母亲，那么理解、宽容孩子，那么善于鼓励孩子去动手动脑，这样，更多的„爱迪生‟们就不会被打跑、赶走了。”

夫人听了恍然大悟，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诚恳地说：“陶先生，您说得对，太谢谢您了，我今后一定照您的办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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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自传的范文?

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李鹏：纪念我的母亲赵君陶

2003年1月17日，是我的母亲赵君陶诞辰100周年之日。同年2月23日，又逢我的父亲李硕勋诞辰100周年。我听说重庆市委、市政府要为这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召开纪念座谈会。我和朱琳同志并我们的子孙全家为此感到十分的欣慰。

有鉴于李硕勋烈士的事迹早已流传于世，广为人知，在建党80周年之际，北京举办了规模宏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展览会，李硕勋已被列入我党80名著名烈士之中，他临终前亲笔写的致妻子“陶”的那封遗书，也陈列于大厅，供后人瞻仰。所以我现在写的这一篇短文，将着重介绍我的母亲赵君陶，以表达我和朱琳对她深切的怀念。

据我所知，对我母亲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第一位就是她的五哥赵世炎烈士。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她和赵世炎自幼在一起读书，一起玩耍，兄妹感情至深。赵世炎天赋聪慧，勤奋好学，品行端正，为同学所敬仰。赵世炎教她识文断句，背诵诗词，是她的启蒙老师。1919年，赵君陶随家迁居北京，赵世炎向她灌输了反帝反封建、求民主爱科学的思想，带领她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引导她信仰共产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征途。赵世炎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赵世炎因叛徒出卖被捕，而英勇牺牲。当我的母亲从南昌归来，在她的三哥赵世炯那里，得知五哥赵世炎牺牲的消息后，万分震惊，悲痛欲绝，昏厥过去。她没有因为五哥牺牲而挫伤革命意志，她也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她实现烈士理想的决心。

第二位对我母亲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父亲李硕勋烈士。1925年，他们相识于杭州西子湖畔，互相萌发了爱慕之心。以后他们又同时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系，这是一座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李硕勋是学生领袖，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赵君陶认真攻读革命理论，是品学兼优、思想进步的学生，并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人情投意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从他们的结婚照片可以看到，母亲相貌端庄，温柔文雅，坐在一个大椅子上，父亲身材修长，刚强坚毅，坐在母亲之旁。这张照片我母亲一直珍藏在身边，留下了这幸福而永恒的纪念。从此以后，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俩战斗在各自的革命岗位上。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1926年冬，他们由上海转战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李硕勋投笔从戎，在号称“北伐先锋铁军”的叶挺部队担任师政治部主任，而赵君陶则担任湖北妇女协会宣传部长，动员妇女支援北伐铁军。1927年，李硕勋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赵君陶也紧随其后。起义失败后，两人在南昌分别，不久又在上海会合，此后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李硕勋担任中央军委委员、江南省军委书记，赵君陶则是中央妇委的秘书。当时我党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党的工作者随时都有丧失性命的危险。李硕勋、赵君陶多次遇到险情，但总能沉着应对，机智勇敢，配合默契，化险为夷，既保护了自己，又保护了同志们和地下党机关的安全。1931年5月，李硕勋奉党中央命令去南方，担任两广军委书记，机关设在香港。同年7月，赵君陶携带着她三岁的男孩——自然就是我，由上海到香港。我们在香港的团聚是短暂的。7月，李硕勋到海南岛召开军事会议，不幸被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英勇不屈，于1931年9月16日在海口从容就义。李硕勋临刑前写了致我母亲“陶”的遗书。这封遗书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正如郭沫若所书：“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左券，是训育革命后进的不朽教材。”

我父亲就义时，年仅28岁，正当英年。我母亲与之同年，也算得才貌双全，风华正茂。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母亲终身没有再婚。难道这是因为她受封建道德束缚，信守“一女不二嫁”的旧礼教吗？不是的，绝不是！她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反对封建婚姻、谋求妇女解放的先驱。对一些再婚的战友和同事，她也绝无轻视和反感。惟一能解释的原因是，她对我父亲爱得太深了。父亲的遗像始终摆在她的床头或书房，她经常面对遗像，静坐沉思，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本载有详细介绍李硕勋的书《红旗飘飘》总是放在她的枕下，经常取出反复阅读。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下，她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父亲的遗书，所以遗书才能完好保存至今。直到她去世后，我和朱琳将遗书的原件送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管陈列。

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母亲赵君陶已病魔缠身，她希望有生之年再到西湖一次，那里毕竟是她和父亲初识之地。她终于如愿以偿，在疗养院度过了一个夏天。在我的母亲弥留之际，我和她所疼爱的儿媳朱琳均不在她的身旁，这是我们引为终身的憾事。当时我的妹妹李琼和我的子女们、亲友们守候在她的身旁。她在临终的昏迷中偶尔苏醒过来就问“儿子怎么还没有来？”她最后的话是：“是我把他们拉扯大的”，“不容易啊”，又以微弱的声音说，“要防‘狗’，要防‘狗’啊”，就溘然去世了。我明白她的意思，“狗”就是指特务和叛徒。她是在告诫我，不要忘记过去“狗”的危害，也要警惕可能产生的新“狗”。1960年，吴玉章同志，我父亲的这位老师和战友在悼念李硕勋烈士的诗中写道：“遗骨琼州何处觅，喜看红日照天涯。”母亲多次嘱咐我和朱琳，身后把她的骨灰撒在琼州海峡。我们完成了她的夙愿，她的骨灰终于被安放在海口李硕勋烈士纪念亭内。

第三位对我母亲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她的三姐赵世兰。赵世兰是党内最著名的几位老大姐之一，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出色的党的工作者。大家也许熟知鲁迅先生写的《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刘和珍和赵世兰都是当时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都是学生会的领导人。为了反对反动校长杨荫榆推行恢复封建旧礼教的种种倒行逆施，女师大学生开展了一场震撼北京乃至全国的学生运动。赵君陶和赵世兰姐妹自幼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长大成人后，同在北京读书，同时接受进步思想，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赵世兰还参加了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时期，她俩都奉党组织之命先后回到四川成都，在她们二哥赵世双家里隐蔽下来，都以教书为生，伺机宣传进步思想和党的主张。1935年，那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困难的年代，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许多党的地下组织遭受破坏，她俩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有一个叛徒，后来当了国民党的特务，在成都发现了她们，对她们进行追踪和威胁。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她们机智勇敢地与特务作斗争，终于化险为夷，逃出特务的魔掌。就因为这件事，她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大叛徒”，都错误地受到批判、斗争、抄家等种种折磨。赵世兰年老体弱多病，受不住这样身心的摧残，于1969年1月8日含冤去世。而那时赵君陶已被关进化工学院“牛棚”，正在接受批斗审讯。朱琳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见到婆婆。婆婆面容憔悴了许多，身体十分虚弱。对此，朱琳心如刀绞，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婆婆对朱琳说了一段被审讯的经过：专案组问她：“你丈夫都牺牲了，你为什么能活下来？”赵君陶回答：“如果干革命的都死了，哪里有今天革命的胜利。”正义的声音驳得那帮人哑口无言。朱琳深为婆婆的浩然正气所鼓舞。当赵君陶从“牛棚”里释放出来，才得知与她相依为命的姐姐赵世兰去世的噩耗，她决心竭尽全力在有生之年为赵世兰昭雪平反。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世兰的冤屈才得以昭雪，她的名誉和尊严得以恢复，而流芳于后人。

我始终感谢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她是一位不寻常的母亲，首先，她是党的忠诚战士；其次，她又是一位慈祥而严格要求子女的母亲。她为了抚养我们兄妹，真可谓含辛茹苦，饱经磨难。父亲牺牲以后，她带着才三岁的我和遗腹妹妹从上海回到成都。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她既要随时防止特务的迫害，又要携儿带女自谋生计。我幼年时代是在成都二舅赵世双家度过的。我们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有时还相当困难，但我的母亲仍把我送到当时成都最好的成都实验小学读书，使我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受环境所迫，母亲经常更换执教的地方和学校。我的童年与母亲时而在一起，时而分离，不断承受母子分离的痛苦，但我也因此得到锻炼。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在学校住读，自幼养成独立生活、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

我要感谢母亲在几个关键时刻对我的帮助。1941年，在我13岁的时候，她就毅然决定把我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学习，使我受到党的教育，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要感谢母亲让我受到高等教育。在建国前夕，党中央决定派遣一批青年到苏联学习经济建设的专业知识。我原来不想去，而她极力主张我去。为此，我们母子之间发生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冲突。她批评我目光短浅，有自满情绪。最后，我听从她的劝告，服从组织决定，到苏联学习了水力发电专业。

朱琳自幼丧母，失去了母爱，是她的婆婆赵君陶给了她第二次真正的母爱。1959年，朱琳怀上我们第一个孩子，住在北京协和医院。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她遇到早产和难产，母亲终日守护在她的身旁。林巧稚大夫问我的母亲：“你是要大人，还是要孩子。”母亲毅然回答：“大人也要，孩子也要。”她的语气是那样的坚决，那样的诚恳，使林大夫深受感动。在林大夫的精心治疗下，朱琳终于顺利产出我们的第一个男孩。人到老年都喜欢自己的孙子，所谓含饴弄孙乐，隔代亲，母亲也不例外。但她在疼爱孙子孙女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把她自己的品德和学识，通过言传身教留给他们。晚年，我母亲以练书法为乐，写得一手娟秀的“赵”体字。她为孙子和孙女们亲手书写的几篇赠言，充满了对后代希望之情，如今还完整地保存下来。母亲对我们子孙两代的教养之恩，当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1955年，我从苏联学成回国，分别多年的母子又得重逢，她是多么想能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然而，当她得知组织上分配我到东北基层工作，以便受到更多的磨练，她放弃了自己的愿望，又一次毅然送我走上了新的征途。在东北基层的锻炼，对我的成长是多么重要，我要感谢她的智慧和远大的眼光。

我和母亲生活在两地，平常只有书信来往，偶尔我到北京出差，才有见面叙谈的机会。1960年初冬，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报，要我速到青岛某疗养所去见她。这是很不寻常的事，因为母亲从来没有要求我专门去看望她、陪伴她。我和朱琳甚至想到她的身体遇到什么不测。当时朱琳已怀上我们的第二个孩子，行动不方便，我就独自一人乘火车从吉林市赶赴青岛。我找到她的住所，母子再次相逢。经过一番长谈我才知道，在1959年后党内反右倾的斗争中她受到了批评，指责她不支持在化工学院大办钢铁，搞“兴无灭资”和“拔白旗”。运动过去了，她只受到批评，没有给什么处分。我们母子可谓“同病相怜”，我也在反右倾斗争中受了批判。也许母亲听到了什么风声，才急忙找我来了解情况，以她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告诫我要以宽广的胸怀来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批评，勉励我既要坚持真理，又要接受教训。她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勇气，使我满怀信心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我的母亲是学教育的，她热爱教育事业，矢志不渝。在大革命时代，她从事妇女工作，也曾在工人夜校教过书。父亲牺牲后，她回到四川，就选择以教育为职业，既谋生计，又继续为党工作。从1933年至1938年，在短短的六年中，她换了几所学校执教。就我所能记忆起的，她先后在成都、金堂、简阳、五通桥教过书。最近又查到，她还在合川、雅安教过书。她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一股清风。学生们都为赵老师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而折服。她到哪里，哪里就播下革命的火种，教育出一批又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有的学生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李一氓同志奉命到四川做统战工作。从此，赵世兰和赵君陶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使她们度过了生平最困难的时期。她们的工作更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具体任务。

1939年初，南方局决定赵君陶在保育院工作。抗战时期的保育总会是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推动下，为收容抗战难童成立的组织，下属若干保育院。邓颖超同志推荐她到重庆第三保育院任院长。赵君陶在第三保育院工作长达6年零9个月之久，直到抗战胜利。她和她的同事共抚养了800多名因战争而流离失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年岁不齐的儿童，使他们恢复了健康，受到良好的教育，完成了学业，走向了社会。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她为赵妈妈。邓颖超是赵君陶的直接领导人，对她在第三保育院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亲笔写下：“在抗日烽火中以伟大慈母般的爱培育下一代”。由于赵君陶机智灵活，又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第三保育院中共党组织始终没有被特务发现和破坏，还为党输送了一批新党员。她在第三保育院工作时，结合实际情况实行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办学方法，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院里经费十分困难，她就发动师生自己动手搞生产自救，克服种种困难，使孩子们得以生存下来，得到健康成长。在爱国进步人士眼里，第三保育院是“国统区的延安小学”。

解放战争时期，她到了哈尔滨。她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熟知她的蔡畅同志曾告诉我，组织上本来准备分配她在东北妇联或政府担任重要职务，但她热爱教育事业，执意要到中学教书。后来如愿以偿，赵君陶担任了哈尔滨第四中学的校长。如今四中颇负盛名，成为该市的重点中学，为党和国家培养出许多栋梁之才。赵君陶的铜像安放在校园之中，以寄托师生们对她的思念。

建国以后，赵君陶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她对工农出身的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中南教育部工作时期，她首先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继而在天津创办南开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来到北京后，又参加了北京化工学院的创办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担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也都是在教育界别。她每次开会，都积极参加讨论，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了不少中肯的建议。

我的母亲赵君陶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从事教育事业的一生。她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特别的功绩。她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她一生却为党和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用的人才。在她身后，她的学生和同事写了许多思念她的文章，颂扬她的高尚品德，高风亮节，以及她诚恳待人的感人肺腑的事迹。

今天，我和朱琳怀着深厚之情来纪念我的父亲和母亲，愿他们的革命意志、高尚情操和敬业精神，能给人们以启迪，鼓舞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这两篇都可称为经典！特别是朱德同志的，广为流传！

张飞的老婆是谁？

夏侯氏，夏侯霸从妹。建安五年：十四岁时，“在本郡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 夏侯渊在定军山战死，夏侯氏请求安葬夏侯渊。

重庆合川有哪些著名人

周敦颐

于成龙、张森楷、陶行知、卢作孚、赵君陶、刘文学、王坚

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原名淳实，因建濂溪书堂于庐山之麓，学者称之为“濂溪先生”。北宋湖南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周敦颐的著作收在《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其主要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等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心理学思想。

于成龙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芦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知州。离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入情景。

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

王坚:钓鱼城守将

陶行知籍贯地：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

刘文学:祖国好儿女

赵君陶：

赵君陶（1903.1.17-1985.12.14），女，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镇人。1919年随全家迁到北京，在五哥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的引导下，追随时代前进的潮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925年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教育家。

大革命时期，1926年8月在上海与李硕勋结婚。同年冬到武汉，李硕勋投笔从戎，在号称“北伐先锋铁军”的叶挺部队担任师政治部主任；赵君陶担任湖北妇女协会宣传部长，动员妇女支援北伐铁军。南昌起义失败后回上海，此后，长期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妇女部负责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奉党组织之命回到四川重庆，在二哥赵世双家里隐蔽下来，以教书为生。曾先后在成都、金堂、简阳、五通桥、合川、雅安等地教书，伺机宣传进步思想和党的主张。教育出一批又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有的学生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许多党的地下组织遭受破坏，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7年李一氓奉命到四川做统战工作，从此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初，根据中共南方局决定安排到保育院工作，抗战时期的保育总会是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推动下，为收容抗战难童成立的组织，下属若干保育院。在邓颖超推荐下到重庆市合川县土主场周家祠堂创办第三保育院，任院长。对保育院收容的5-10岁难童，精心教育；对中共南方局和地方党组织来院隐蔽或工作的地下党员认真保护和关照，直到抗战胜利。她和院里的同事共抚养了800多名因战争而流离失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年岁不齐的儿童，使他们恢复了健康，受到良好的教育，完成了学业，走向了社会。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她为赵妈妈。邓颖超对她在第三保育院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亲笔写下：“在抗日烽火中以伟大慈母般的爱培育下一代”。邓颖超作为李鹏父亲李硕勋的革命战友和同志，一直被李鹏等烈士后代视为“亲爱的邓妈妈”。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抗战胜利，第三保育院合并到重庆歌乐山保育院，才离开合川到延安。后到东北，任哈尔滨第四中学校长，为党和国家培养出许多栋梁之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对工农出身的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中南教育部工作时期，1950年9月后，先后创办了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在天津创办南开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后到北京参加了北京化工学院的创办工作，后任副院长。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担任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是教育界的代表。每次开会，都积极参加讨论，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了不少中肯的建议。

1985年12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终生为革命，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立下不朽功勋。著有《赵君陶教育思想论文集》。

卢作孚：

航运业实业家。1893年 4月14日（清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八）生于四川合川县小商人家庭。自学成才。1910年加入同盟会,投身于辛亥革命运动。之后从事教育、新闻工作。1916年以后任成都《群报》、《川报》记者、编辑和主笔，并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21年任川南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1924年在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1925年起，卢作孚由文教转入实业，在合川县集资创设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办轮船航运和水电厂，任总经理。1927年任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并于北碚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和民众教育工作。翌年组设北川铁路公司,以及石印社、织布厂、图书馆、报馆、民众学校等。1931年，民生轮船公司迁重庆，营业获得巨大发展。抗日战争时有轮船一百多艘，卢作孚成为全国著名的航运业实业家。

抗战初期，卢作孚积极组织民生轮船公司抢运沿海工业设备及物资，对工业内迁作出很大贡献。战时他以民生公司名义投资于钢铁、机器、纺织、金融等业，任天府煤矿、渝鑫钢铁厂及川康殖业银行等董事长、总经理。1944年 9月为中国出席国际通商会议代表。抗战胜利后,卢作孚任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川江航运。同时开始经营远洋运输。1946年秋去加拿大借款造船,1948年去台湾视察民生公司业务。后移居香港。1950年6月回到北京,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52年2月8日逝世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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